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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梦想的荒诞与尊严：《飞行家》中的平民英雄主义
在2026年初的中国银幕上，《飞行家》将呈现一个看似荒诞却直抵人心的故事：小镇奇人李明奇怀揣飞天梦想，在妻子高雅风的支持下，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挣扎前行。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飞行的电影，更是对当代中国普通人精神困境与突破的深刻隐喻。我认为，《飞行家》的价值在于它重新定义了“梦想”在实用主义时代的尊严——那些被贴上“不切实际”标签的追求，恰恰构成了人性最珍贵的抵抗。

首先，影片的核心冲突——梦想与现实的拉扯——折射出当代社会的精神困境。在效率至上、功利主义弥漫的语境中，“飞天梦”这类看似无实用价值的追求常被贬为“异想天开”。然而，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，恰恰始于被当时视为荒诞的想象。双雪涛的原著小说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，正是因为它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精神渴望与压抑。李明奇的角色不是孤例，而是无数在现实压力下仍保留内心火种的普通人的缩影。影片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也印证了这种精神困境的普世性。
其次，影片通过夫妻关系的刻画，重构了梦想支持系统的社会意义。高雅风不仅是支持者，更是梦想的共谋者。这种“理念相合”的伴侣关系，挑战了传统家庭叙事中“务实一方”与“梦想一方”的对立模式。在个人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，这种基于共同精神追求的亲密关系，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情感联结范式。海报中二人一上一下的视觉构图——李明奇纵身跃下，高雅风含笑注视——完美捕捉了这种既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现代关系美学。
再者，影片的荒诞风格本身构成了一种批判性美学。鹏飞导演选择以“荒诞有趣”而非沉重悲情的方式呈现追梦历程，这本身就是对梦想祛魅化的尝试。当飞天梦以背着自制飞行器从热气球跳下这种方式呈现时，它既保留了梦想的神圣性，又消解了其高不可攀的精英气质。这种平民化的梦想叙事，打破了“伟大梦想只属于伟大人物”的迷思，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李明奇身上看到自己内心那个被压抑的“不切实际”的渴望。
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看，《飞行家》的出现恰逢其时。在后疫情时代，全球普遍存在意义危机与精神倦怠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关于“为何坚持”的故事。影片将“异想天开”转化为“不负热爱”的叙事，不仅提供了情感慰藉，更暗示了一种存在主义解决方案：在缺乏宏大意义的时代，个体可以通过对某一热爱的全然投入，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体系。这种“小叙事”的胜利，是对抗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。
当然，有人会质疑这种梦想叙事的现实可行性。然而，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实用指南，而在于拓展精神疆域。《飞行家》的意义不在于教导观众如何制造飞行器，而在于重新激活我们对待梦想的态度——即使最终无法触摸天空，向上的姿态本身已赋予生命以尊严。
《飞行家》即将在全国银幕上呈现的，不仅是一个男人的飞天梦，更是一面照见时代精神的镜子。在实用主义几乎成为新宗教的今天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故事来提醒自己：人类之所以为人类，不仅在于我们能够适应现实，更在于我们总有一部分拒绝完全适应。李明奇从热气球上的纵身一跃，是所有不甘被重力完全束缚的灵魂的集体象征。当影片结束时，观众带走的或许不是关于如何实现梦想的答案，而是重新审视自己生活中那些“不切实际”热爱的勇气——这或许才是艺术给予现实最珍贵的礼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