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黑天鹅》导演新作《偷天盗日》10月24日上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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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当“猫”成为命运扳机：论《偷天盗日》如何以荒诞解构现代生存寓言
一只猫，一个落魄的棒球手，一场全城追杀——这看似荒诞不经的设定，却构成了达伦·阿伦诺夫斯基首部动作犯罪片《偷天盗日》的核心叙事。然而，若仅将其视为又一部风格化的视觉盛宴，便低估了这位以《黑天鹅》《梦之安魂曲》闻名的“鬼才导演”的野心。本文认为，《偷天盗日》绝非简单的类型片尝试，而是阿伦诺夫斯基以颠覆性的暗黑美学与癫狂叙事为手术刀，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在系统性暴力前的荒诞处境进行的一次深刻解剖，其核心论点是：影片通过“因猫惹祸”这一极端荒诞的叙事设定，寓言式地揭示了当代人在不可控的偶然性、无名的暴力与身份焦虑中的生存困境，并最终以风格化的反抗姿态，完成了一次对现代性宿命的艺术化突围。

首先，影片将“一只猫”设置为引爆整个叙事的偶然性扳机，绝非随意为之，而是对现代人命运脆弱性的精准隐喻。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常迷信于可控的秩序与计划，然而汉克的遭遇——因一只猫而瞬间从普通人沦为全城追杀的目标——恰恰暴露了这种安全感的虚幻性。这令人联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笔下的“荒诞”：世界本质上是非理性的，人与世界之间的断裂常由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触发。汉克的亡命之旅，正是这种“荒诞感”的视觉化呈现：个体的命运可以被一只猫、一次偶然的遭遇彻底颠覆。阿伦诺夫斯基用极具张力的视听语言（如海报中黑白剪影与大胆用色的强烈对比）将这种无处不在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外化为一种视觉压迫，迫使观众与汉克一同体验那种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”的现代性眩晕。
其次，影片中“各派黑帮”所代表的，并非具体的恶人，而是一种匿名化、系统性的暴力网络，象征着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压迫性结构。汉克被卷入的并非个人恩怨，而是面对一个庞大、无名且不讲逻辑的追杀体系。这精准地映射了现代个体的普遍困境：我们常常与庞大而抽象的系统（资本、权力、技术、流言）对抗，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对手。阿伦诺夫斯基通过风格化的“癫狂叙事”和“暗黑美学”，将这种无形的压迫转化为可见的、如影随形的视觉威胁。全明星阵容的演员们“大胆突破既往银幕形象”，尤其是奥斯汀·巴特勒从《沙丘2》的“战斗狂人”蜕变为惶恐的“社会边缘小人物”，其细腻富有张力的表演，正是个体在面对这种无名暴力时，从错愕、恐惧到潜在反抗的心理轨迹的微观呈现。这种表演上的“惊人跨越”，与角色在叙事中的命运跨越形成了同构，强化了影片的寓言色彩。

最终，影片的核心悬念——“认怂逃避还是提棒回击？”——将叙事推向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抉择。汉克最终的选择，将是影片哲学立场的落脚点。从海外影评将其赞为“年度最具风格化的电影之一”并肯定导演的“叙事创造力”来看，阿伦诺夫斯基很可能并未提供一个廉价的胜利结局。相反，他更可能通过汉克的抉择，探讨一种在荒诞境遇中如何保持主体性的可能。即便反抗注定是悲剧性的或充满癫狂色彩的，但“提棒回击”这一姿态本身，就是对荒诞命运的一种确认与反抗，是赋予自身存在以意义的行动。影片的“颠覆性”正在于此：它用犯罪动作片的外壳，包裹了一个关于现代人生存境遇的严肃哲学追问。那只为紧张剧情增添“可爱亮色”的小猫演员奎宁，也因此成为一个绝妙的双重符号：既是毁灭性偶然的触发器，也可能在荒诞中保留一丝未被异化的、纯粹的生命力亮光。
综上所述，《偷天盗日》是阿伦诺夫斯基将作者性思考注入类型片框架的一次成功实践。它远不止是“视觉盛宴”或“演技突破秀”，而是通过一个极致的荒诞故事，构建了一则关于现代人生存的深刻寓言。它迫使观众思考：在一个由偶然性主宰、被无名暴力环绕的世界里，个体如何自处？是选择在恐惧中“认怂”，还是在清醒中“提棒”，哪怕面对的是一整个荒诞的世界？当10月24日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时，中国观众看到的将不仅是一部哥伦比亚出品的犯罪动作片，更是一面映照自身时代处境的、风格凌厉的黑色透镜。在人人皆可能因某种“猫”而瞬间坠入漩涡的今天，《偷天盗日》的癫狂叙事，或许比任何现实主义作品都更接近我们共同体验的某种真实。